国学的价值在于古为今用

中国有重视编撰典籍和读史的传统，因为历史资料可供现代人借鉴。
      
现代讲群众路线，古代与此有关的观念是民本观。民本观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国君和各级官吏的根本。孟子讲民贵君轻，唐太宗说“为君之道，须先存百姓”，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黄宗羲说“君为客，民为主”。这些都是民本观的不同表达。
      人民是根本，当政者要重视人民的意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古代为了给群众提意见提供方便，设了“敢谏之鼓，诽谤之木，进善之旂”，提意见就打鼓，批评就刻木，有建议就到旗下讲。现在，鼓和旗都撤了，诽谤之木变成摆设，即天安门前的华表。现在群众的意见都可以在报刊、电视、广播和网络上发表，既方便又广泛。
      听了群众意见就照办吗？不一定。因为群众意见不统一，有的两种意见截然相反，有时则有若干种意见。是否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呢？也不绝对。这就需要当政者进行分析研究，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从总体上、长远上考虑，形成利大于弊的最佳方案，加以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还要不断检验，及时纠正，以期达到最好效果。总之，正确意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群众的意愿。按《左传》上的说法：“夫善，众之主也。”
      我们讲反腐倡廉，腐败如何发生的，很多是从接受礼品开始的，如何对待送礼的，古代典籍中记载了很多的做法。
      鲁国相公仪休爱吃鱼，有人投其所好，给他送鱼去。公仪休坚决不收。有人问他：“你不是很喜欢吃鱼吗？别人送鱼来，为什么不收？”他说：“我如果收了鱼，就当不成国相，到那时候，别人不会再送鱼，我就没鱼吃了。我不收别人送的鱼，当着国相，自己的俸禄可以买鱼吃。正因为爱吃鱼，才不收别人的鱼。”有人评论说：“这才是真正懂得爱自己的人。”古今那些贪污给自己造成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的人都是不懂爱自己的人。
      与公仪休不同，有一诸侯国王也碰到送鱼的人，那人说：“我今天捕鱼多了，自己吃不了，也卖不完，剩下一些鱼，不处理，明天就臭了，给你送来。”这国王不是推出了事，而是收下。为什么？他说：“他不是送剩鱼给我，而是向我提意见。我有许多剩余的东西为什么不送出去。”于是，开仓放粮，救济饿民，多余布帛送出救助受冻人，宫中美女放出，嫁给光棍……几条剩鱼起了多大的劝谏作用。
      孔子的弟子子罕当官，有人送宝玉给他，他说：“宝玉是你的宝，我以不贪为宝，我收你的宝玉，我们都失去自己的宝，不如各自保存自己的宝。”来人说：“我一个平民，家有大宝，不敢出村，还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子罕不是推出了事，而是要解决送礼者的实际困难，将宝玉留下，请人刻划，然后卖出，再用钱买土地，奉还送宝人。官不打送礼人，还要正确对待礼品。
      送礼品一般有相应的要求，要求是合理合法的，礼品退回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要求不合理不合法的，不给办，礼品退回去。退礼品是保住“不贪”这个宝，帮助解决合理要求，当好为主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
      唐代魏征主编的《群书治要》就是汇唐以前典籍中关于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宋代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就是帮助治理天下的全部参考资料。这两部书虽然时代不同，形式各异，都充满政治智慧，对于现在政治、企业管理，都有借鉴作用。在古为今用中，可以看到国学的无限价值。